黑白画面在脑海中瞬间形成。

场景是典型的铸造场景，工匠不多，仅几十人，算不得大作坊，从制范、冶炼、塑造，各负其责，忙而不乱。

秦立清晰看到，现场的监工身穿一套典型的宋制服饰，不是官员，但颇为富态，显然是个富家翁。

“果然是仿品！”

“史载，宋仿青铜器通常比较重，如今看来，果然如此！”

“我就说嘛，长信宫灯哪可能这么容易见到，如果有第二款真品恐怕也早已被国外博物馆收藏了，毕竟是国宝级文物……”

秦立看到是宋代的制造场景丝毫没感到意外。

两宋时代是华夏青铜器伪造史中最为兴盛的时代，从官方到民间，都有对古青铜器进行过大规模仿造，哪怕明清都不如。

宋代之所以大规模仿古，有着其独特的历史大背景。

当时天下大一统，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代终于结束，所有人都期盼赵匡胤能带来一个繁荣和平的盛世，赵匡胤本人也不愿再见到武人夺权的历史重演。于是，“杯酒释兵权”，政治权力掌握在了儒生士大夫的文官系统手中，重文轻武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常态（元代除外）。

大量人文知识分子如过江之鲫涌入宫廷，进入国家权力的中心地带，他们最着急要干的，就是恢复先秦的礼乐制度。订立制度并不难，《周礼》有成规，搬来即可。但与此配套的礼器怎么办？

恰在此时，宋代兴起金石学，对先秦青铜器的研究和认识已经达到相当深度，再加之龙椅上的艺术家赵佶本身就是个好古之人，于是大规模仿制青铜器很快就提上了日程，先设议礼局，而后向天下诏求古器。

这一“诏求”产生的直接后果之一，就是全国各地立时盗墓成风，大量古代青铜器被疯狂地挖了出来。

此时已和汉朝不同，汉代人将出土的青铜器物视为“祥瑞”与“神物”，要郑重其事地请进皇家的宗庙之中。但在宋人眼中，它们不过是些器物，可以玩赏、研究，当然也可以作为古董收藏起来。

最大的青铜器收藏家是当朝皇帝赵佶，他收藏的古青铜器据说有2．5万件。为了存放这数量巨大的青铜器，赵佶专门建造了一座宣和殿。

这大概是世界上年代最早、藏品数量最大的一座青铜器博物馆。

但还不算完，在诏求天下古器的同时，宋朝政府下诏要仿制“尊、爵、鼎、彝之属”。以国家名义大规模仿制古代青铜器，这在青铜器仿制的历史上，可谓罕见。

而这次仿制，几乎所有著名的古青铜器都被仿制了一遍，且都是依照出土铜器一比一仿制的，以致于当时庙堂充满了仿制的礼器。

这个浩大的工程导致我们今天所见的古青铜器，多半都是仿制品。

关键质量还奇高，无论从青铜原料的来源的筛选，冶铜和铸造技术，宋代都超过了商周，仿品几可乱真，给后世学者带来了很大麻烦，即使专门研究青铜器的专家也很容易看走眼。

在当时那个时代，不光皇帝赵佶好古，那些达官贵人、文人学士也是嗜古如命。

据北宋《考古图》和南宋《续考古图》称，北宋有藏家40多家，南宋有30多家，而不见著录者则应更多。

其中知名藏家诸如寇准、文彦博、刘敞、苏轼、李公麟、欧阳修、吕大临、赵明诚等，无不以收藏青铜器为无上荣耀。

苏轼的书房里就“清供”着鼎鼎大名的楚王钟。

刘敞是集贤院学士，收藏宏富，著有《先秦古器记》，开两宋时期青铜器专书的著录先河。他最为珍视的11件有铭文的青铜器，平生把玩，至死不忘。他告诫后辈：“我死之后，不要忘记用它们来祭祀我。”可见一代文人学士之风尚。